預言一、政府迅速無能


 愈來愈多證據顯示,現在的政府是大,但不是有效能;是臃腫鬆垮,而非矯健有力;它讓國家付出巨額成本,成績卻不怎麼樣。另外,也有愈來愈多證據顯示,現在人民愈來愈不相信政府,對政府愈來愈失望。的確,政府病了,就在我們需要一個強勢、健全、有活力政府的時候,政府卻病了。

 年輕人不尊敬政府更不愛政府,這一點我們很清楚。不過,即使是成年人,也就是納稅人,對政府也愈來愈不抱希望。他們的確仍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服務,但他們也開始懷疑:我到底要不要納更多稅來供養一個更大、但不見得更有作為的政府呢?雖然,對於政府許下的承諾,他們還是有點期待。

 這種對政府幻滅的心情,跨越了國家和意識形態的界限。無論在民主社會或共產社會、白人國家或非白人國家,這樣的心情都很普遍。而且,此種幻滅或許是人類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斷裂之一,它標示了這一代和前幾代在心情和態度上一個很大的轉變。從一八九○年代到一九六○年代,中間有差不多七十年的時間,全世界的人(尤其在已開發國家)都對政府迷戀不已,每個人都瘋狂地愛上政府,以至於看不到它在能力和善意上的侷限。可以說,這群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六○年間成年的人,是在和政府談一場有史以來最狂熱的政治戀愛。任何人只要覺得有哪件事應該做,就可以交給政府來辦;而且,似乎每個人都認為,只要這麼做,這件工作就一定會順利完成。

 雖然我們還喊著過去的口號,甚至根據這些口號來做事,但我們已經不再相信、也不再期待政府能有所作為。於是,人民和政府之間這段維持多年的纏綿悱惻愛情故事,如今變得單調乏味,就像兩個暗通款曲多年的中年人,如今已厭倦彼此,卻因為不知道要如何分手,只好一拖再拖,讓這段感情變得更加苦澀。


預言二、貧窮國家的未來影響全世界


 發展不是萬靈丹,也確實很危險。發展是成長,而成長絕不會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發展也是改變,社會與文化改變就會造成混亂,社會持續發展的期間就是最危險的時期。就經濟上來說,發展已經是一種成就、也是既成的事實。但領導者的作為依然以傳統社會為根據,對回應新現實無動於衷,因而此刻正潛藏著社會和政治災難的重大危險。

 目前為止經歷過發展階段的國家,都無法避免這個過渡期和發展的危險。英國是最先發展的國家,拿破崙戰爭後的世代就經歷過幾近革命和社會危機的一段時期。後來一次大戰爆發,法國、德國、奧地利和俄羅斯等歐陸主要國家的領導權徹底瓦解,主要因為傳統統治團體無能,不了解發展已帶來新社會和新經濟這個真相。這些統治團體看得出發展帶來的物質和技術成就,卻無法察覺社會已經不同、新技術已改變戰爭的特性,也已永遠破壞十八世紀那種簡單、短暫且無危險的「有限戰爭」(limitedwar)。日本在一次大戰後也發生類似情況,導致再次陷入軍事獨裁,日本早期的歷史一直就是以軍事獨裁方式來避免重大危機。

 現在,我們可以在發展中看出這些危機。例如巴西中央地區的驚人成長,已讓東北部非開發地區逐漸成為巴西社會結構中難以忍受的一項威脅。在印度,經濟發展儘管相當有限,卻已讓語言成為威脅整個印度凝聚力的問題。即使在法國,如一九六八年春天發生的事件顯示,發展成為富裕經濟一事,反而讓大致上仍為拿破崙式(Napoleonic)的制度結構,帶來嚴重危機。

 換句話說,發展是危險的;但其他選項更危險。至少,我們可以指揮、引導、控制並鼓勵發展。如果選擇替代方案,可能連生存的希望都沒有。

 二十年前,杜魯門總統號召經濟發展時提出真正的願景。這是當代最重要的經濟任務。但到目前為止,我們卻誤解這項任務,一直以為它是讓窮人變富有。我們必須知道,該任務是讓窮人具有生產力。
要完成這項任務就必須了解:貧窮世界的發展是為了富裕國家的利益著想,並非慈善行為,完全從私利出發,為富裕國家產品創造有利可圖的市場。這是為了自保,因為對富裕者的繁榮和生存來說,最大的威脅莫過於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二的窮人為反抗僅占三分之一人口、有生產力且富裕的白人,而展開種族戰爭。


預言三、創新型組織是國家經濟競爭力的關鍵


 企業家遲早得學會建立並管理一個創新型組織(innovativeorganization),建立並管理一個能預測新事物,能把願景轉變為技術、產品與流程,願意且能接納新事物的人類團體。

 近半世紀以來,我們大致上已學會如何為發揮共同績效而組織人力、如何利用組織有效執行已知該如何做好的事;這等於是向前邁出一大步,今日的社會也停頓於此。現在,我們必須讓「能創新的組織」成真。
創新型組織需要團隊式組織,而不是命令式組織;且創新型組織需要關係上的彈性。不過,既使具彈性,也必須有紀律、有權威、有人能做決定。

 創新型組織需要組織高層秉持新的態度。在管理型組織裡,高層人士負責判斷;在創新型組織裡,高層要鼓勵大家提出構想,不成熟或未完成的構想都無所謂。在創新型組織裡,高層的職責是設法把最多構想轉變成有效且有目的性工作的重要提案,並自問:「為了讓這個構想被認真看待,它得變成什麼模樣?」跟管理型組織不同的是,高層人士的職責不在於說:「這個提案不重要。」

 真正的新構想,都不是從實際、嚴肅、思考周全、順利進行的提案開始,而通常是從摸索、推測、搜尋開始。而且,這些「巧妙構想」(brightidea)十之八九都沒有結果,只會變成雋語。極小部分會成功,絕大多數則從未有任何進展。「巧妙構想」的死亡率跟青蛙卵的死亡率一樣高,構想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是豐富的。所以,構想從來不虞匱乏,就像池塘裡總不缺青蛙卵一樣。要蘊釀出可行的最終成果,比例是一千比一。我們事先並不知道一千個構想中,哪一個會存留下來,且能成長直到發展成熟。

 創新態度需要高層願意傾聽、鼓勵、努力把原始猜測變成了解認同,把最初一瞥變成願景,把令人興奮的事物變為成果。這並非許多人以為的「創意」,也不是「雜亂無章」(disorganized),而是相當有組織、有紀律的系統化流程。這項流程需要的做法和程序,與管理妥善組織所用的做法與程序完全不同。

 今天的「專業」管理階層,常認為自己扮演的是對提議表示「同意」或「駁回」法官角色,這種想法必定會導致下述知名詩句描述的情況。據說有一天,倫敦聯合利華公司(UnileverCompany)布告欄張貼的組織圖上,就釘上這篇詩句:

貫穿這棵大樹
從樹根到枝椏
向上的構想不停
往下的否決不絕

 相信自己的職責是擔任裁判的最高管理階層,必定會否決新構想,因為新構想總是「不切實際」。唯有管理高層認清自己的重要職責是「設法以有目的之行動,將半成熟的構想轉變成新事物」時,才能真正讓組織──不論是企業、大學、實驗室或醫院,真正創新並脫胎換骨。

 以真正創新的角度來看,光創造出另一項產品並不夠。創新所需的努力,遠超過可能的成果;創新所承擔的風險,與創造新事業或新產業時承擔的風險相同。真正有貢獻的科學家跟一般科學家不同之處,既非知識或努力,更非才能。真正有貢獻的科學家〔牛頓(Newton)或法拉第(Faraday)這類極少數天才例外〕,會把自己的知識、智慧和努力,專注於一個既重要又真正值得的目標,也是著手創造新事物的人。
管理型組織設法將可能的損失降到最低,而創新型組織卻必須把可能的成效擴充至最大。


預言四、新技術將引發全面變革


 許多新技術並非新知識,而是新認知。亦即把以往沒想過要放在一起的事物集結起來,且這些事物存在已久。

 我們常聽到有人理直氣壯地說,亨利‧福特根本沒有發明什麼東西。福特確實沒有發明機器、工具、新產品、流程,或取得專利,他所用的東西都是已知事物。福特推出他生產的首部汽車前,市場上已有許多汽車。但福特是真正的創新者,他的貢獻是大量生產、大眾市場、薄利多銷等。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認知通常會比「新」事物或「新」構想,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新技術是新的東西,是制定新產業、使之與二十世紀前半時期的產業截然不同的事物。二十世紀的技術利用人類所有知識,包括物理科學和人文科學;其實在這些新技術中,兩者根本沒有分別。

 新技術的涵義遠超越經濟或技術領域。比方說,用英國小說家暨科學家史諾(C. P.Snow)的說法,新技術說明了我們目前為何擔心受科學訓練者及受人文訓練者之間「二種文化」(twocultures)的分裂。我們再也無法容忍這種分裂。我們必須要求接受科學訓練的人,再度成為人文主義者,否則這些人將欠缺讓科學發揮效力、成為真正科學所需的知識與認知。我們也必須要求人文主義者了解科學,否則這些人秉持的人文科學將變得不恰當且效力不彰。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求經濟相關人士,不論是政治家、企業人士或研究人員,都必須了解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並能輕鬆運用。

 整體來看,新技術並非只以科學為基礎,也以新知識為基礎。這項事實也意謂著,技術不再與文化分離,已不再侷限於文化範疇外,而是整體的一部分。當然,文明一直是由技術所塑造;技術在這二百年間才變得重要的想法根本就是胡說。一直以來,我們所能做和所做之事,都是目前稱為技術二大要素的工具和工作組織所塑造出來的。工具和工作組織大多決定了人們想要成為什麼。幾千年來,西方世界從希臘時期開始,讓奴隸制度進入經濟制度成為生產的基礎,工作、工具、方法和組織一直被視為文化範疇外的事,不值得有文化的人去注意。但如果我們的新技術站在當今文化的中心(事實很顯然是如此),那麼希臘知識份子鄙視奴隸、以奴隸的辛勞讓知識份子奢侈生活和休閒的傳統惡習就該被廢止。而且到最後,文化和技術必定都會有所改觀。


預言五、「教育爆炸」引發文憑魔障


 文化年齡是由個人預期壽命決定,或至少是以個人有生產力的年限決定。文化年齡主要取決於個人被期望的行為及情緒成熟度。因此,我們預期壽命愈長,人們的文化年齡就愈低。一般認為,目前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到六十五歲時還很健康,且文化年齡比一百年前十五歲的年輕人還低,因為一百年前人們大多只能活到三十五歲。但事實上,二十五歲的現代人比一百年前十五歲的人更年輕,情緒上也更不成熟。不過就生理上來看(或許甚至心理上),目前十五歲的男孩可能比一百年前十五歲的男孩還成熟。於是,人們在十五歲時生理與心理的成熟度與文化成熟度(現在人們到二十五歲才開始展現文化成熟度)之間的差異,就是青春期。

 延長教育年限當然也延長了青春期。就設計上來說,學校已成為保存青春期狀態的機構。學校讓年輕人留在最不自然的社會,一個只由同輩組成的社會。即使學校盡可能把表現和經驗加入課程中,整體狀況還是有限、確定,且可預期的。決定要主修東方語言、而非數學的學生知道,這個決定對課程、研究、考試和必修課程有何影響。在學校,學生根本不可能成為成年人。

 接受高度訓練的年輕醫師就是延後青春期的最佳實例。這群人有很多知識,從病患和同事身上看到生老病死,看到人類的愚蠢、貪婪和怯懦,當然也看到人們的決心與勇氣。然而,他們在三十歲以前可能一直保持年輕無經驗的青少年狀態,也就是說在開始執業五年左右都是如此。只要他們還在受訓,擴音器或電話會叫醒他們;他們只要按照時間表做事,主治醫師會做最後決定。他們就是不被允許成為大人。一直待在學校求學的研究生,也一樣出現這種延後青春期的徵狀,所處環境只強調他們的「前途」,幾乎沒有強調目前的表現。

 不論以延長教育年限來延長青春期的做法是否明智,都沒有關係,反正我們已經做了。如果沒有必要,我們當然不想這樣做。大多數人都能康復(雖然有跡象顯示,延長青春期可能成為一種慢性疾病),不過對社會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健全狀態,對個人更不健康。社會上大多數身體健康、受過高等教育且前途無量的年輕人,卻活在被忽視的青春期狀態,他們既未長大成人、也沒有生產力,卻已不再是小孩子了。在這樣的社會中,青少年不法行為、草率的婚姻關係和離婚率攀升四處可見。青少年擔心負責、因得不到權力與機會而受挫苦惱。況且,社會被年長者統治──儘管表面上是由青少年做主。如果像時下青少年的口號一樣,覺得三十歲以上的人不可信賴,那麼他們就主動放棄了權利。他們已經承認,自己既不可能成為權力伙伴,也不可能推翻權勢。

 延長教育年限最嚴重的影響是,有文憑者跟無文憑者間的「文憑屏障」,威脅把社會分割為二,這是美國史上前所未見的事。我們正處於險境,只把機會提供給高中畢業、尤其是已完成大學學業的人(然而這些人只占美國年輕人總數一半以下)。即使普通工作逐漸保留給高中畢業生,我們在知識社會中還是完全否決一個人數眾多的團體的公民權,也就是在取得高中文憑前輟學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年輕人。而且,我們明顯縮減這半數人口的機會,只因為他們沒有大學文憑。

 我們不提供機會給沒有高等教育文憑者,就等於拒絕許多能力強、智慧高和潛力大的人參與貢獻並展現成績。除非在學術界工作,否則學業能力跟生活與工作能力並沒有太大關聯;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文憑能證明個人能力。若把文憑當成年輕人「潛力」及未來表現與能力的最終測試,人類的成熟發展就太不均衡。即使文憑只錯估一小部分人(比方說四分之一的人被錯估),我們仍負擔不起損失這些被不當篩選掉的人的後果。事實上,這個比例可能更高。因為即使就白人人口來看,上大學主要跟偶然、家庭傳統、財富、地方習俗或遇到好老師有關。目前美國每年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學生家長沒上過大學。反過來說,家長沒上過大學的學生有半數以上因為特別受到鼓勵,所以接受大學教育。

 學校必須接受這項事實:文憑已成為取得外在機會的手段,因此學校有義務肯定成就的類似途徑。不靠文憑自己闖出一條路的能人之士獲取文憑的途徑,至少跟循規蹈矩取得正式文憑者的途徑一樣好、一樣值得敬佩,也一樣有價值。學校為這些人設計的「獲得文憑」課程,當然一樣是高標準,跟上學取得文憑的標準沒有差別。

 如果我們不去除文憑屏障,就會把機會變成夢魘,文憑也會變成歧視的象徵。這會讓我們的社會和經濟更窮困,剝奪我們累積的重要人力資源。如果不去除文憑屏障,我們的理想將受損,我們的專業會被嘲笑。或許更糟的是,頭銜的自負將取代成就的驕傲,成為知識社會支配一切的情緒。


預言六、知識工作者的職業新生


 知識工作者比勞力工作者要求更多,事實上,他們要求的東西不一樣。對勞力工作者來說,工作就是「生計」;工作應該也要讓人滿意,則是全新的觀念。讓知識工作發揮生產力,將是重要的管理工作。

 不論多滿意於自己的工作,仍有許多知識工作者在中年初期倦勤。這時候離退休年齡還有好多年、距身心狀況無法工作更久,但已找不到工作的火花、找不到挑戰和刺激。即便在某特定職務或專門領域成功,但通常工作到四十五歲左右就會感到疲累、無精打采,厭倦自己也厭倦工作。

在企業和政府、軍方與大學中,人們紛紛談論「再出發」、「重新充電」,需要「休假」和「再回學校學習」。大家必須認清,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知識工作者對現況猶豫不決而出現的共通問題。這是知識工作者的觀點與事實之間潛藏衝突的結果(可能是無法避免的結果)。知識工作者認為自己是「專業人士」,但事實上只是個組織成員,是昔日工匠、而非昔日「專業人士」的後繼者。

 這個問題不會消失。但我們可以、也必須把這問題轉變成機會,必須讓中年知識工作者開創第二個知識職業生涯。

 有成就的知識老手在四十五歲時,剛好是體能和精神的全盛時期。如果他既疲憊又厭倦,那是因為他已在第一個職業生涯中達到貢獻與成長的極限,且自己也心知肚明。如果繼續做沒有挑戰性的工作,他可能會迅速退化,就算尋求「嗜好」或「文化興趣」來保持活力也沒有用。對當慣專業人士的人來說,業餘者的角色根本無法令人滿足。隨著年紀增長,他可能願意花一點時間在工作以外的「興趣」;但即使有錢有閒,也不會願意讓這種「興趣」成為生活重心,且心理上也抗拒。通常,這類中年知識工作者都想有所貢獻。但這個時候孩子已長大成人,房屋貸款也已繳清。這些人不再真心關切做了二十幾年的工作,瞭如指掌的工作已不能帶來挑戰或刺激,就像許多這類型人所說,他們現在「想要給予」。

 目前能這樣做、且是有計畫的機會,實在少之又少。

 然而在此同時,我們在許多知識工作領域上出現人力短缺,且情況將持續下去。舉例來說,我們愈來愈難招募年輕人加入神職人員、教學、醫藥等行業。以往年輕男女若想成為知識工作者,就必須從事這幾種行業;但現在年輕人有許多選擇,這些行業就算薪資優渥(教學和醫藥業的薪資都不錯),吸引力也大不如前。因為這些行業太早要求年輕人做出承諾,且不能改變。不過,二十年後這些行業正是「想要給予」者所尋求的。

 第二個職業必須沒有固定的終止期限。因此,我們必須大量創造第二個職業生涯的機會,特別是沒有固定退休年齡、亦即沒有年輕人排隊等著升遷的事業第二春,如神職人員或自行執業的醫師。唯有這樣的機會充足,我們才能真正充分利用現代人工作年限延長的驚人成就。

 這提議是以最困難的轉變--態度轉變為前提。開發研讀課程不是主要問題,我們知道怎樣做好這件事,況且大家也會很早就開始研究機會。提供有計畫及有系統的安置方式也不是大問題,真正的問題是舊態度。目前主管依舊確信,不再被工作挑戰的人已經「停止成長」。沒錯,這些人在原本所屬領域已「停止成長」,但如果他們是有能力且身體健康者,現在就能準備在其他領域獲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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